在茶马古道，藏地民歌唱，“虽然住处各是各，每天生活在一起”
茶马古道，顾名思义，就是用茶叶换取马匹的一条贸易通道，主要从西南和西北地区进入青藏高原的西藏、云南等地。雪域高原饮茶历史悠久，根据学界最新研究，早在两汉时期四川地区茶叶传到内地时，藏地先民也开始从云南四川交界的区域品尝到了茶叶。到了唐朝，随着文成公主等和亲公主入藏，饮茶之风在世界屋脊上更加盛行。
据李肇《唐国史补》，唐德宗年间，大臣常鲁公出使当时雄踞青藏高原的吐蕃，公务之余就在帐内烹茶，一解茶瘾。有一次，吐蕃赞普入其帐中，见常鲁公煮茶正酣，就问道，“此为何物”。常鲁公回道，此乃“涤烦疗渴”的茶叶，一杯下肚不仅解渴，更可消解烦恼，愉悦心境。言语之中颇有自矜之意。没想到，赞普根本不以为意，直说“我亦有之”，还让侍从拿来展示给常鲁公，一一指道，“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邕湖者”。寿州、舒州在皖，顾渚在浙，蕲门在鄂，昌明在蜀，邕湖在湘，由此可知，今天湖南、湖北、安徽、浙江、四川等地所产茶叶，在唐朝就已经在西藏地区有所流传。而这些茶叶进藏，走的就是茶马古道。
饮茶可以促进消化、消除油腻、兴奋神经，非常适合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以肉食为主的高原民族。当时吐蕃用大量马匹换取唐朝内地的茶叶，赞普设置机构官员专门负责唐蕃茶马贸易，被称为“汉地五茶商”。而唐朝鉴于与吐蕃争雄西北、西南的利害考量，也乐得用茶叶换取高原上雄健的马匹。毕竟在高原氧气稀缺的特殊地理条件下成长的马匹，对内地平原长大的马匹几乎是降维打击。
德宗时期，吐蕃的饮茶习俗主要是在上层社会中流行，集中在王室贵族和寺庙僧人。当时唐朝吐蕃佛法交流较多，内地佛教中盛行的饮茶之风也传给了藏地僧人。到了晚唐时期，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推行灭佛运动，大量僧人流落民间，将寺院中的饮茶习俗传播到世俗百姓中，藏地对茶叶的需求量剧增。而后经由五代十国的接力，中国历史进入北宋时期，对军马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
中国古代王朝的军马牧场，主要集中在西北和东北两地，一是青海和陕甘西部一带；二是幽云十六州地区。崛起的西夏夺取陕甘西部和青海等地，契丹又割取幽云十六州之地，北宋失去传统养马场，只能将目光投向唐朝便已初具雏形的茶马通道。
宋初在暂时停止与辽的大规模战争状态后，双方转入和平竞争。北宋在河北前线与辽开展榷场贸易，用茶叶等商品赚回大量利润。辽鉴于与北宋的对立关系，禁止向北宋出口马匹，北宋只有从西夏、大理和分裂的吐蕃各部购买军马。而西夏对北宋一直怀有极大的戒心，故在茶马互市交易上竭力压缩对北宋的军马出口额度。于是，北宋将茶马互市的主要突破点选择在吐蕃诸部和云南大理。
北宋神宗年间，仅在靠近青藏高原的甘肃临洮、临夏一带，就设置了6个买马场。南宋在广西百色一带设立买马司，每年用茶叶换取大理军马，形成宋朝与大理之间的“买马道”。经由“买马道”，中国的茶叶等商品也通过大理转运至东南亚和南亚。
历经两宋时期茶马贸易的扩大，真正意义上的茶马古道，最终在军事需求和经济利益的双重推动下形成。两宋以相对汉唐颇为局促的疆土，能够与辽、金、蒙元等草原铁骑周旋近三百年，与通过茶马古道互市而来的军马有密切关系。
在长期的贸易交流中，茶马古道更将内地中原与青藏高原逐步连接成密不可分的经济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如藏地一首民歌所唱，“山上住的是藏人，山下住的是汉人，虽然住处各是各，每天生活在一起”。最终，经由明朝借助茶马古道对西南的持续经略，到清朝前期，茶马古道上互市贸易的中原、西南、西北终于深度融合在一个大一统之中。
在万里茶道，俄罗斯人说，“习惯于喝中国茶，很难戒掉”
随着茶马古道沿线各个政权在政治上的统一，中原与西南、西北的交通更加顺畅，之前不同政权间的茶马互市制度，逐步转化为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大循环。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寻找新的通道，走向新的世界，这就有了从南北方向纵贯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
万里茶道，又称中俄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后兴起的一条从中国南方直达欧洲腹地的万里茶叶商道。这一茶道全程达1.3万公里，从福建武夷山出发，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内蒙古等地，向北进入蒙古草原，穿越蒙古戈壁，由库伦抵达恰克图，继续向北进入俄罗斯（除标注外，俄罗斯为地理概念——编者注），然后从东向西延伸，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沿途经过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最终延展到东欧、西欧地区。
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后，连通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逐渐中断。西欧通过大航海从海上打通了欧亚贸易通道，而位于亚欧腹地的俄罗斯，因陆路贸易的中断而无法开辟与中国的贸易新通道。当中国茶叶在西欧声名鹊起的时候，俄罗斯却不知茶叶为何物。直到明朝晚期，沙皇和他的近臣们才品尝到第一口来自中国的茶饮。
清朝建立前后，沙皇俄国逐步向远东地区扩张，最终与向北拓展的清朝接壤。1689年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稳定国境线后，陆路贸易迅速展开，茶叶等大宗商品开始广泛进入俄罗斯市场，推动饮茶风尚从贵族阶层扩散到整个民间社会。尤其是接近中国的远东地区，饮茶之风更盛。
据瓦西里·帕尔申的《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十七、十八世纪时的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居民，不论老幼贫富，都嗜饮茶，“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一般人每天喝茶五六次，爱喝茶的人则每日要喝十到十五杯茶。
对茶叶的嗜好甚至影响到俄国的对华外交，据《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俄国外交官员米勒在1764年所写的赴华使团意见书中有言，“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喝中国茶，很难戒掉”。
由于当时清政府不允许外商直接到内地采购茶叶，来自山西的晋商利用地利优势，垄断了从内地贩运茶叶到俄国的业务。万里茶道上的茶叶贸易利润丰厚，据《山西外贸志》，1839年时，在恰克图以700万元购买的茶叶，贩运到当时俄国的重要工商业中心下诺夫哥罗德后，可卖出1800万元的高价。
当时茶不仅是外贸商品，甚至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使用，具有货币与商品的双重职能。据《蒙古志》，当时蒙古人往往用小片砖茶替代货币，“羊一头约值砖茶十二片或十五片，骆驼十倍之；行人入其境，辄购砖茶以济银两所不通”。
中俄通过万里茶道形成的贸易繁盛局面，甚至引起马克思的注意。他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俄国的对华贸易》等文章中写道，“茶叶从福建省运抵恰克图，根据不同情况需要2-3个月之久”“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并规定双方商品交换的比率，因为贸易完全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人方面拿来交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主要是棉织品和毛织品”，这就是晋商所言“彼以毛来，我以茶往”。
乾隆嘉庆时期，万里茶道逐步达到鼎盛阶段，当时运往俄罗斯的茶叶主要是福建武夷山茶。咸丰年间，东南战乱，晋商从武夷山贩运茶叶的通路受阻，遂转运两湖地区茶叶贩往俄罗斯，汉口随之成为万里茶道的新起点。
今日的万里茶道虽然不再具有往日的商业价值，但其历史意义正在得到重新发现。2013年9月，中国与蒙古交界的边境小城二连浩特，见证了中蒙俄三国共同迈出的万里茶道申遗脚步。当时，在“‘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上，三国代表一致认为，万里茶道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并签署了《“万里茶道”共同申遗倡议书》。2019年3月，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万里茶道申遗正式上升到国家层面。
（吴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