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在《食论》中提到：“苦茶久食，益意思。”是说：“茶的味道苦涩，饮后能使人深思熟虑、开拓思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关于茶具有药用价值的记载。
华佗常年奔波在江淮一带采药，为民治病，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据说他累的时候，只要喝到一杯清茶，疲惫顿时消失，于是深深地体会出“苦茶久食，益意思”的见解，说明茶具有兴奋大脑、提神解乏的功效。
《神农本草》以前茶叶的记载主要是解毒和祭品。人们中毒、祭祀，以至于生病吃药这些都是偶然的，绝不是经常的。只有这些偶然的机会人们才能享受到这个神农发现给予人类的“灵物”——茶叶。
5000年前神农发现茶叶首先用于解毒，以后逐渐作为药用。
历代茶药书籍叙述茶叶功效很多。李时珍集诸药之说，在《本草纲目》中概括为“苦、甘、微寒，无毒。主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止渴，令人少睡，有力悦志，下气消食”。
李时珍又以辩证观点，首先指出“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然后指出“火有虚实，若少壮胃健之人，心肺脾胃之火多盛，故与茶相宜……若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既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损”。又以亲身体验，分析饮茶作用：“时珍早年气盛，每饮新茗必至数碗，轻发汗而肌骨清，颇觉痛快。中年胃气稍损，饮之即觉为害，不痞闷呕恶，即腹冷洞泄。故备述诸说，以警同好”。
清朝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说：“口烂，茶树根煎汤代茶，立效。泡过的烂茶叶干燥，治无名肿毒、犬咬及火烧成疮。经霜老茶叶治羊痫风；雨前茶产杭之龙井最佳，清咽喉、明目、补元气、益心神，通七窍；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虚人禁用。”
清朝赵翼《檐曝杂记》说：“中国随地产茶，无足异也。而西北游牧诸部，则恃以为命。其所食膻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荣卫也。”
古时也有人反对饮茶，如唐代綦母熙所著《饮茶》序中说：饮茶“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浸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功归茶力，贻患则不谓茶炎，岂非福近易知，害远难见”。
以上所述，古人对茶的药用，是以其感觉或传闻，特别是没有文字记载前的传闻和后来的个人体验而写的。医书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产物。后来很多的医书提到茶叶的药用，这充分说明，茶叶在中国发展史上确有一段时间是药用为主。
茶叶药用高潮过后就向食品发展。这也说明茶叶药用虽是万病之药，但都有效而又不是特效，仅是一种保健食品而已。这也是茶叶发展成为食品的必然。
茶叶作为食品是从公元600年前后开始的。在这1000多年的时间里有不少书籍记载了茶的食用价值，都把茶叶称作“救荒”食品、“保健食品”，甚至称为“俭朴食品”。
《晏子春秋·杂下》中说：“晏子相齐景公，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柴与茶博录》中说：“茶叶可食，去苦味二三次，淘净，油盐姜醋调食。”《救荒本草》中说：“救饥，将嫩叶或冬生叶（茶树）可煮做羹食。”《茶寮记》中的茗粥篇讲：“茗古不闻食，晋宋已降，吴人采叶煮之，曰茗粥。”《诗经》中说：“采荼（茶）薪樗，食我农夫。”郭璞《尔雅注》说：“槚（茶）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
在这一时期不论是上层“晏子”，还是下层“农夫”，都把茶叶作为苔菜、茗菜，既然是菜就可以食，并且把茶叶同其他蔬菜、谷物混合在一起做成食品，特别是粥，食之有味，喝之保健。就是后来的茶圣陆羽虽不赞成茶叶作为食品，也不得不承认茶叶作为普通饮料以前，普遍把茶叶做成粥食。在他的《茶经·六之饮》中也说：“饮有觕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属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于戏。”说这种吃茶法像玩耍一样，但仍不可否认人们把茶叶作为粥喝。
这一时期茶叶虽然仍以作为食品为主，但仍没抛弃作为药用，直到这一阶段的后期才逐步转向饮品。
